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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语言改革

北魏孝文帝语言改革初探

作者:邵贵虎 专业:历史教育学 指导老师:官士刚

前言

北魏是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北魏初定中原时,以鲜卑语为北魏的官方语言。迁都以后,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和汉族地主不断进入北魏政权,语言的不通逐渐成为影响北魏统治的一个不利因素;鲜卑族多数人不说汉语,这不符合中原的习俗;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可能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剧民族之间的隔阂,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孝文帝在迁都之后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以后旋即进行的“断诸北语,一从正音”[①]的语言改革就是孝文帝从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背景和条件

(一) 经济因素决定

两个民族发生融合后,究竟哪一民族的语言能够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鲜卑族和汉族在经济发展方面极不平衡:原来居住于我国西北的鲜卑族入主中原时,基本上还处于游牧时代,人数比较少,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文化比较落后。当他们和汉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而逐步发生融合时,他们要建立并巩固其在汉族地区的统治,便意识到学习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②]此时,鲜卑族和汉族两个民族到底哪个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虽然汉族被鲜卑族统治,但其在经济、文化上的先进性,都使得汉语成为了胜利者,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本国的哪种语言有利于多数人的商业往来,经济流通的需要自然会作出决定的。”[③]正是这种经济流通的需要和文化学习的要求才使汉语替代鲜卑语而成为两个民族相互间的共同交际工具。由此可见,孝文帝语言改革不是出于某个杰出人物的突发奇想,也不是单纯的民族同化政策问题,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是北魏孝文帝语言改革成功的制约因素。

(二) 民族杂居相处

从西晋末年到隋朝初立的270年间,是中国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也是民族交流互动融合的历史时期。移居内地的鲜卑等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反抗西晋的统治。随着西晋政权的瓦解,各民族间又展开割据称王、互相攻伐的斗争。当各族人民不能生活下去时,他们又联合举行起义。在这种长期共同的斗争中,增进了相互了解,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或成见。在这种背景下,鲜卑族与汉族在生产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等方面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同时又葆有各自的习俗风尚。这是民族间一种进步的自然融合过程。史籍中缺乏对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汉语使用情况的直接记载。“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④]鲜卑民族的情况与此大抵类似,这说明当时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相处已经是普遍现象了。“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⑤]可见鲜卑族统

治者及其统辖的“三军”都同时掌握了鲜卑语和汉语,因而他们既可以用鲜卑语讲话,也可以用汉语讲话。如是观之,鲜卑族在同汉民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绝大多数会讲汉语已毋庸置疑,否则,北魏孝文帝语言改革的各项诏令根本就无法执行。可见,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民族的杂居交流,也是北魏孝文帝语言改革得以实施的一个前提条件。

(三) 首领个人素质

北魏孝文帝语言改革得以推行,是与他本人的的作风与素质息息相关的。孝文帝从小受冯太后严格的教育,勤奋好学,热悉儒家经典。史称他: “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居鞍,不忘讲道,普属文,多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⑥];“精勤庶务,朝文不倦”[⑦] ;“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⑧];进入中原的后的孝文帝与汉族人民杂居,深受汉族封建文化浸染,对经学、史学、文学等都有较高的修养,他对汉族的高级文化产生了深厚的亲和性和企慕性,于是以他为首的统治集团便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也就很自然地有了后来的“断诸北语,一从正音”的语言改革,以此来使自己的民族努力融入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语言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面对顽固保守的贵族势力对语言改革的抵制,孝文帝却有着毅然的决心以及果敢的政治手腕。孝文帝的个人素质是这次语言改革得以深入持续开展的必要条件。

(四) 尚文传统依据

孝文帝在颁布语言改革诏令时,指出:“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北语,一从正音。”[⑨]依然是从历史和经典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依据。孝文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基于尽可能减少改革风险和阻力的目的,从传统中为现实的改革行为寻找依据,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孝文帝在推进拓跋鲜卑封建化的过程中,全盘接受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尚文”的儒学传统,并以之作为整个改革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孝文帝与反对改革的拓跋鲜卑旧贵族一样,都表现出了特别注重传统的倾向。不同点在于:拓跋鲜卑旧贵族恪守“崇武”传统不变,而孝文帝则是要以“尚文”传统反对和革除拓跋鲜卑的“崇武”传统。在“崇武”与“尚文”的对立与冲突中,孝文帝明智地选择了后者,并且以之做为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原则和思想出发点。他所推行的一系列语言改革措施,实质上都是“尚文”传统的具体化。

(五) 夷夏观念指导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的短暂统一外,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这一时期,主张“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世界里发挥了纽带作用。中原文化强调“夷”、“夏”之别。然而,按照大一统理论,“夷”、“夏”是可变换的,“夷”可以通过演习和遵循中原文化而前进为“夏”,

“夏”也可能因为不修中原道德而沦丧为“夷”。这样的“夷夏”观念很容易地就被内迁的鲜卑民族接受,并用它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入主中原的鲜卑民族一面自称华夏“先王”之后,在族源上与汉族认同,一面又主动接受汉族文化,在境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这一时期出现的正统之争,见证了鲜卑政权的汉化程度和政治参与意识。历史上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和附庸地位的鲜卑族的统治者们,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和人主中原,文化上汉化日深,政治上逐渐成熟,他们开始利用汉文化传统中的各种政治观念,附会生发,阐述自己的正统观念,藉以抗争汉民族正统观,树立自身的正统地位。北魏孝文帝语言改革即为基于这种夷夏观念的出发点而推行的改革。

二、过程及内容

甲午,魏太子冠于庙。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谓曰:“卿等欲朕远追商、周,为欲不及汉、晋邪”咸阳王禧对曰:“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则当变风易俗,当因循守故邪”对曰:“愿圣政日新。”帝曰:“为止于一身,为欲传之子孙邪”对曰:“愿传之百世!”帝曰:“然则必当改作,卿等不得违也。”对曰:“上令下从,其谁敢违!”帝曰:“夫

‘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 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对曰:“实如圣旨。”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顿首谢。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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